日前宣布第三屆董事長由文化部政務次長王時思兼任，連日來學界批評不斷。學者指出，政府藉由這種「工具人」化而非訴求專業的文化領導派任，企圖由上而下一條鞭式執行國家指令、球員兼裁判，將使文化變成國家控管，難有多元專業發展。
文化部則說，文策院角色定位與國家文化政策密切相關，文化部經核定由督導文化部綜合政策規畫、文創與影視音發展、國際交流的王時思兼任董事長，並未違反「臂距原則」尊重文化表現的核心精神，也非球員兼裁判。
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創會理事長、台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教授劉俊裕表示，政府當初設立行政法人文策院，是希望在文化產業政策與商業市場機制間保持「臂距原則」，尊重文化專業與法人獨立運作。如今掌握國家資本與文化市場戰略高度的文策院董事長一職，竟由文化部次長兼任，形同國家力量企圖公然介入、馴服文化市場。
他憂心，如此下去，恐怕連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等行政法人的董事長都可依樣由官員兼任，藝文中介組織的核心精神，在行政機關的績效主義、人事考量下被置於邊陲。「如此何不乾脆解散行政法人，回歸文化部下屬業務單位就好？」
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理事長廖新田表示，此事再度顯現政府派任文化領導應有的專業選用思維，已嚴重官僚化與「工具人」化。他說棒球術語中的「工具人」，指什麼角色都能當，但能力恐不足以維持固定席位；當政府派任的領導者工具人化，目的則是方便由上而下一條鞭貫徹國家資源分配指令，「好掌握」。
廖新田說，工具人化的思維一旦取代臂距原則與專業用人原則，國家的手自然伸到文化系統，文化變成國家控管、難有多元專業發展。他舉例，過去文策院決定是否投資一部電影，主要是經委員專家審核，這也是臂距原則的體現；一旦「工具人」化，文策院領導階層與文化部融為一體，接下來必然是政令化、不尊重專業，背後永遠有政治。
文化領導工具人化，還必定傷害國家高等人才培育。廖新田說，當各界見不論是文化部前部長當高鐵董事長、王時思當文策院董事長，政府都有各種適任理由，自然引起各種政治聯想。這也使民間文化力量難以進入政府系統，造成系統越來越封閉、不健康，連相關基金會都由官員領導。例如王時思也擔任文化台灣基金會董事長。
此一人事任命在法令上也自打耳光。廖新田說，文策院設置條例第二條寫明文策院監督機關為文化部，當文化部次長變文策院董事長、監督者同時是掌管者，顯然變成球員兼裁判，失去監督功能，也沒人能監督次長。
廖新田更指出，在組織效益方面，文策院過去已常見投資失利，卻又找毫無文化投資專業者執掌。倘若再投資失利，是專業眼光錯誤還是「兼任」分身乏術問題？他憂心，過去曾有官員一人當兩所國立館長遭批評「省著用」引發熱議，如今行政長官又兼任，恐造成「牛仔分心瞎忙」窘境。
「這是臂距距離的倒退。」台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李天申說，文化部主管的行政法人一直多由民間人士執掌，文策院首任董事長丁曉菁雖是從次長卸任轉任，至少不具官職，也出身業界。如今文策院董事長陡變由不具相關經驗的官方兼任，不論是出於政治目的或政策考量，都需要合理解釋。
他期盼，文策院應由與產業比較接近的民間人士接掌，且能有充裕時間專任，讓一切回歸專業治理，才是文化與國家之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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